有人会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将达到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想要达到的那种状态，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虽对此颇为怀疑，但仍看不出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任何途径。我对此感到自信的是，至今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因此我除了回到合理契约理念本身，并试图精心详述它之外，别无选择。顺着这一思路，最有帮助的是斯坎伦（T.M.Scanlon）提出的建议，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罗尔斯原初状态理论的一种替换理论——在该状态下，信息灵通的人们在一种平等权利的情形下（这由每个人都有选取权来保证），与那些同样是被无法合理拒绝的条件激发起来的人寻求达成契约。
我将在第11节更充分地解释这一理念。我眼下的目的，仅仅想弄清楚，对于不必要的抽象指控，斯坎伦的选择状态中相关的部分要比罗尔斯的情形少一些。那些在讨论正义原则的人们不是被剥夺了信息；恰恰相反，他们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关于归属于他们的动机没什么神秘的：他们仅仅被一个动机所驱使，这个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即渴望以对他人而言是被保护的方式行动。
在这一节的开始部分，我批评了政治哲学的“解释性”方法。然而，从斯坎伦的建构开始，我认为，事实上存在的道德信仰在正义论中能够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想知道在某些假设条件下人们将赞成什么。这些实际条件越接近于斯坎伦提出的理论，我们就更需要他们更多用来作为在理想条件下我们将会同意的证据。这种方法和“解释性”方法的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我批判地、有选择地利用了普通的信仰，使用了一般的正义论作为试金石。既然每天的实践和信仰表现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理论告诉我们尤其要警惕一种常识性道德，我们可能最希望他们表达因权力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偏见。因此，例如，似是而非的是，常识性道德的大部分不得不说到令人怀疑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来解释这些，我们可以猜测它会被妇女理智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