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批判
在动荡松散的战争年代，政治经济都不平稳，更容易滋生有害的“生物”。有些失去民族气节、将尊严抛在脑后的中国人企图与日寇谋生路，希望与日本侵略者分一杯羹。比较有代表性的《生意最好的时候》，沈万青给日伪统治下的警厅做囚禁爱国志士的手铐，为了使利益最大化，不惜压榨劳苦人民二十四小时做工，不顾同胞的性命安危，最后因为手铐质量不好炸了狱，被抓去戴上自己做的手铐，自食恶果。作者运用了夸张、讽刺的手法，将一个自私自利、剥削压榨的小资本家的尖酸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批判了当时无限压榨劳动同胞，而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的宵小之徒，也对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劳动人民表示深刻的同情。罗烽的短篇小说中还蕴含着对日寇的批判。《旗手》中有：“嘲笑那些被他惊扰了的鸟们，它有许多弱点像敌人，譬如最明显的就是当没有大的声浪打击它们时，它们就像皇上一样随便在桦林里飞呀、唱啊、拉粪哪……可是一有动静，可就仓皇不知所措了：飞东飞西，失声地噪叫一阵，然后藏到安全的树林里去。”[3]罗烽揭露了日军在战争中仓皇逃跑、遇难退缩、只求保命的精神沦丧和道德沦丧。《空军陆战队》中有：“由于胆怯加深，把头部的伤口，刺激得恶痛起来，他那样过分地号叫着，竟忘却了日本帝国军人的身份。”[4]可见危难之中，日本侵略者引以为傲的武士道精神已经不复存在。“凭着他的玄想，雕塑出一副残忍的面容——这副面容就代表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其他的一切。”[5]这体现了日寇不过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被压迫的蒙蔽了双眼的蝼蚁，也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崇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氏、左翼文学家林房雄氏塑造的虚伪的中国形象，用来统治日本人民的政治、思想、文化。《口供》中有对无耻绑架妇女、只顾奸淫享乐的日寇的批判；《呼兰河边》中有对日寇残暴冷血、丧失人性的批判；《左医生之死》中有对自私自利、不以国家大事为重的批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