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一年长江流域各地灾情严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囤积抬价，并偷运米粮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抢米风潮。长沙人民由抢米斗争发展为数万人焚烧巡抚衙门、银行、税局、教堂、洋行，以致日本领事馆的大规模反帝斗争。
孙中山看到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连续指示同盟会的一些负责者，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会两次在广州起义，但这些仍然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结果都失败了。在第二次有名的广州的黄花岗起义中，从各地调来了许多重要骨干，结果全部壮烈牺牲。这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领导力量，对于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的掌握政权极为不利。
正在这时，恰好发生了保路运动。川汉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筹办的铁路，其中四川一段，是按地租的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但为获得西方的借款，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其收归国有。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政府没收，路权又被抵押。因此在铁路问题上，平民、地主绅商、立宪派都跟清政府发生了切身利害的冲突。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总督府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在这个大惨案发生之后，革命党人和会党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