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于6月22日答复日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议，但会谈须在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地区举行。板垣和汪精卫对此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时提出，重庆政府须以书面保证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绝对保密”为理由，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7月25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而且要日方保证严守这次会谈的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合作，中方还要求日本把以上这些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国政府。显然，日本难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此后，日方为了换取中方用书面文件保证日、汪代表的安全，近卫首相和板垣曾写私函给蒋介石。“宋子良”看到近卫和板垣的信函后挑剔地说：近卫亲笔信未确切否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又指责近卫对板垣出席长沙会谈未予全面支持，只是抱旁观的态度。此时中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
这期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月，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东条迷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9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观望形势的变化。至此，前后经历近一年的“桐工作”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