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深夜，母亲突然打电话到省城，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全家大小国庆节那天无论如何得赶回去。母亲的声音与其一向的平和迥然不同。我正要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从电话里传来父亲粗鲁的骂声。我们的父亲一直没法改变声腔高亢的黄冈话，这使他在县里留下一个刚正刚烈的名声。但是作为他的长子，还是头一回听到如此骂人。
我们的父亲义正词严地说，狗鸡巴日的，你们又不是眼瞎了，到组织部看看老子的档案吧，五几年没有局时老子就是科长，老子不是正县级，未必你们还想让南投县的人来享受正县级！
其时台湾省南投县刚刚发生了强烈地震，曾在电话里同我简单地讨论过，这场地震对时局有无影响。
吼叫声虽然经过电话线的过滤，仍然震得人耳朵发麻。
母亲不肯说是什么原因才使父亲变得如此暴戾。
通过另外的途径才弄清楚，县里新来了一个被人称作“大老板”的书记。刚开始只是秘书们私下里说说，没过多久，这种称呼就在全县流行开了。新来的书记很喜欢这种叫法。“大老板”连续三次对县里一批享受副县级待遇的离休人员说，县里还有一些正县级离休人员的工资待遇没解决，目前轮不到他们。“大老板”还不无讥讽地问他们身上有几个枪眼，谁有多少个枪眼他就帮助解决多少问题。那些老人同样不无讥讽地诘问，“大老板”是不是在心里希望当年的屠杀将他们完全消灭，省得现在还要吃要喝要工钱，让“大老板”的小金库里不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