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的确击中了胡适的问题所在，因为胡所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本是针对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当年多数人并不认为“国学”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发动开书目的《清华周刊》记者就给胡适写信指出，他所开书目既“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书目，使其读了这些书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大约同时，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比胡适所开数量少得太多，该《周刊》记者认为，两份不同的“国学书目”反映出“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一问题。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会太高，也不必太高。[7]
其实当日社会对参与文教事业的留学生确有较高的国学要求，张彭春也是留学生，他在清华任教务主任即发现因其国学程度差而常为同事所看不起，故非常羡慕也是留学归国而任职清华的吴宓在旧学方面的修养。这样的感觉贯穿了那两年张氏日记的全过程，故不一一列举。[8]有趣的是，张在公开表述时则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有时还主动进攻，影射吴宓的学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