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以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