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吴稚晖早在清末就发现：“简字之推行，或尚可有所借口，万一不利于汉文。若读音画一之事，固异口同声许为最要之急务。”（吴稚晖：《致陆尔奎函》，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6～27页。）
[129] 至于文体改革则处于文字和语言这二者之间，又有历史上的铺垫，故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130] 福建王仁堪（1848—1893）于光绪年间出任山西学政，著《戒饬士子论》云：“方言所隔，语莫能详。约法三章，以笔代口，诸生其详听之。”（王仁堪：《戒饬士子论》，见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吴晓峰、王勇评注：《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64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有“笔”代“口”，则“方言”不“隔”。“重文”与“轻语”，正是互为支援的一体两面。
[131]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5页。
[132] 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见《中国文学论丛》，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3] 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
[134] 《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进国语教育计划》（稿），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