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道：“古时选举贤士，必取其有德行之实，方荐之于朝。近世以科目取士，专校文辞，不察行检。自隋炀帝时始设进士之科，然其初犹只试时务策而已。至我朝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将进士加词赋、杂文二篇，以考其文艺；明经加试帖之法，以验其记诵。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以声病记问为进身之阶，积弊相沿，展转成俗。在朝之公卿惟以此待天下之士，而不复观其志行；人家父兄长老惟以此训其子弟，而不复教以进修。其明经亦不全通经旨，只将那有司常帖的括取萃会为书，转相诵习，以求侥幸。又明经、进士每年入试皆令投文州县，自求应举，与古人辟举征聘之意甚相背戾。如此，欲其返淳朴之风，崇廉让之道，何可得也！请如汉、魏以来举孝廉之法，令天下县令各察境内孝友廉洁之人，取其德行著于乡里，而学又能通知经术者，即荐之于本州。本州刺史就所习之经再加考试，升之于尚书省。任其精通一经，不必多占，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使为主司，亦不必帖经及试杂文，只问本经大义二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经义及策全通者，为上第，即便铨注官职；经义十条中通得七条，策通得二道者，为中第，即与出身候选；其不中此格者，为下第，罢归原籍。只用一科取士，其现行明经、进士皆当停革。又开元年间，曾设道举一科，乃异端之教，亦非治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庶不失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此疏既上，下廷臣会议，或以明经、进士行之已久，若一旦遽革，恐士失所习，多有不便，其议遂寝。然有识之士，皆以绾言为是，惜其不行也。